一、“打虎”覆盖范围最广：31省份全覆盖2015年，反腐实现了31省份“打虎”全覆盖。今年以来，30余名省部级官员被查，8名省部级官员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这些“老虎”中，有全国两会闭幕当日被查的仇和与徐建一，也有在省级党政“一把手”任上落马的周本顺和，让舆论直呼“反腐不循惯例、不设禁区”。这些“老虎”中，还有十八大后的体育系统“首虎”、法院系统“首虎”、环保系统“首虎”、证监系统“首虎”、民航系统“首虎”……反腐疾风在这一年撕开一个又一个行业伤口。军队反腐话题更为抢眼。今年以来，中国军方先后十余批次发布“打虎榜单”，40余名落马“军老虎”被公开通报。二、在任的最大“老虎”：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监察部网站7月24日18:10公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新华社7月28日公布消息，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周本顺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在任省委书记。因此，备受各界关注。三、2015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历次巡视中涵盖范围最广10月23日，2015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标志着十八大以来中央第八轮巡视工作真正开始启动。经中央批准，今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31家单位做巡视，其中有21家为中管金融机构，本轮巡视后将实现对中管金融机构巡视的全覆盖。从被巡视单位的数量来看，本轮将巡视31家单位，涵盖了中央部委、央企、委办局、五大行和证监会等部门，是十八大以来历次巡视中，涵盖范围最广的一次。其中第七巡视组同时巡视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三家单位，在普遍实行“一托二”的基础上首次出现“一托三”。在增加巡视组数量的同时，每个巡视组配备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与上一轮巡视相同的是，每个组都配备了3名副组长。从已公布的本轮巡视组人能看出，除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不少来自审计、财政、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专门安排了金融方面的辅导培训。四、最严党纪处分条例：凸显“纪严于法”10月22日，“更严更精更细”的修订版《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公布。重修后的条例突出重点、针砭时弊，实现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凸显“党纪严于国法”的高标准。“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此次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五、最新最猛的“一把火”：金融反腐坊间评论说，2015年中国反腐工作最新最猛的“一把火”，烧在了金融领域。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0月底，中央巡视组陆续进驻包括证监会、中信集团等在内的金融机构，金融反腐力度加大。11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姚刚也成为今年金融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截至12月16日，证监会、银监会、银行、保险等系统均有问题官员落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通报了29名金融领域领导干部。今年以来40人因违反政治纪律被通报 含11名省部级 截至12月2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今年以来通报立案审查结果的领导干部中，有40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统计显示，在40名领导干部中，有党政官员30名，占比为75%；有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10名，占比为25%。反腐蓝皮书：今年已有28名省部级干部落马“打虎”不停歇，截至11月11日，已有28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其中包含3名中央委员和4名中央候补委员，已覆盖全国所有的省市区，至少19名省部级干部因严重违纪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军队有关部门也于年初50天内公布了30名高级将领涉腐名单和查处情况。反腐新招：听百姓给官员起的绰号可顺藤查贪腐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因为拆迁而被市民称为“李拆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六朝古都被他“开膛破肚”，人称“季挖挖”；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讲究江湖义气，被人称之“武爷”……领导干部如何过节才不会踩“红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节日里行贿者就像苍蝇一样，如果领导干部不扎紧自家篱笆，把好自家的前门后院，那么，“苍蝇”就会有机可乘。元旦、春节将至。节日里，领导干部怎么做才不会触碰纪律“红线”？

  腐败问题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系列的利益链条，已成燎原之势。燎原大火咋灭？难啊！反腐力度不像你说的那么大，犯罪成本很低，利益链中的人物都互相勾结互相包庇，因此他们只信自己的“关系”无视法律、贪得无厌，在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他们下不了车啦！要么因贪腐落马，要么一条道走到黑。明白不？

  引言：在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有很多的贪官都落马了。而他们的腐化过程也是让人们十分的震惊，在青海有一个副市长已经结婚了，却换了一个名字又与他人结婚，在结婚的时候又大操大办，那么他是究竟是如何落马的呢？

  青海这个已婚副市长叫张标，他的贪腐数额非常的多。但是他之所以会被人们发现，并不是因为那之前的贪腐情况，是因为在青海有一个非法采煤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发生之后，然后就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于是就开始对青海地区的官员进行反腐纠察。而在这个纠察的过程中张标也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就想在索要最后一笔好处费之后就赶紧跑路。可是没想到在他索要的金额还没有达成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他的贪腐事实。

  张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经常向他人索取好处费，张标自我介绍中说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对金钱特别的渴望。在进入政府工作之后，他越来越觉得处处被人接待的感觉很好，就开始飘飘然了。在自己有了权利之后，然后张标就尝试着向其他的企业收取好书费，没想到既然成功了。尤其是在张标调到青海之后，他发现由于青海的位置比较偏僻，而且工程量比较大，好收费的时候很好要，于是就更加放肆了。竟然这几年的时间里索取了几千万的好处费。

  张标不仅爱钱而且还爱排场，他喜欢大房子，在西安有了三处房产，还经常自己装修自己欣赏。同时张标还喜欢一个姓李的女性，于是他就改变一个名字又和别人结婚了，还生有一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张标还大操大办，看起来很是嚣张，一点都不害怕。

  近些年来，贪官污吏落马事件屡见报端，这些贪官“贪”的形式多样、手段隐蔽且难于查处，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国家的安定和民心的稳定，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某些干部官员思想不过关、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强劲。因此，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打造廉洁、阳光政府形象，我国要建立一个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监督为关键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机统一体系，多管齐下推进廉政建设。

  以教育为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政思想防线。政府各个部门机构要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座谈会、先进报告团等多种形式，督促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提高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彻底转变领导队伍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思想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以制度为保障，积极推行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进程。我国人大要针对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新趋势，将新型贿赂形式、收受非物质利益纳入到刑法所管辖范围，对量刑标准、赃物价值认定、惩罚措施等制订严格且详细的规定，使我国反腐工作有法可依；要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完善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制度，保证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保证作用。

  以监督为关键，构筑反腐倡廉的立体防范网络。我国政府要建立一个独立监督机构，并赋予其强大的能力，对政府工作中的关键领域、重点环节进行实时、有效监督；要加强群众监督，积极创建反腐举报热线、反腐网站等多种形式，明示安全举报的有效途径，并对反腐斗士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嘉奖，使广大人民群众敢于且能够参与到反腐倡廉建设中来，营造一个监督无处不在的良好环境。

  推进廉政建设，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关涉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虽然我国的反腐工作极为复杂、任务相当艰巨，但只要有过硬的思想意识、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强劲的监督力量，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廉政建设网络，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一定会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在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依法核准死刑后，这两名罪犯已于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这样的消息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出人意料”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废除死刑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官员的经济犯罪。有人为此还引经据典，认为不仅应该废除贪官死刑，甚至更应该废除贪官原罪。其一，贪官主要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财产权和生命权不对应，不能通过剥夺生命权来维护财产权；其二，贪官的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查清，死刑可能导致断线，不利于进一步查清问题；其三，虽然刑法对严重贪污受贿罪行可以判处死刑，但是这样的犯罪仍然不断，根除腐败要靠制度建设，不能依靠死刑。加之最近最高法院出台的一种“少杀慎杀”原则，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贪官贪再多都无生命之忧了。

  现在看来有些人的希望可能要破灭了。这两位副市长的贪腐行为，在社会影响上极坏，他们身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但不思为党为民，报效国家，却，骄奢淫逸。这样的官员如果能逃过死刑不仅难以服众，更无法向社会交代。现在法律判处了两人死刑，并在一天内同时执行，这就等于向社会放出了一个信号：打击官员腐败，党和国家没有半点手软，只要有人胆敢无视党纪国法，胆敢继续贪腐，法律一样要让其命断高墙。

  从新闻后不计其数的跟帖中就能看出，人们在拍手称快，纷纷对这种铁腕治腐决心和勇气交口称赞。我们的社会需要宽容，需要人性化和包容。但更有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和法律底线，突破了这条底线就会成为人民公敌。许迈永和姜人杰无疑就是两个大大超越这个底线的人。因此他们的被处决既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严明，也更是众望所归。正如一位网友在跟帖中说的那样：我们实在找不出一条哪怕是很微弱的能够使贪官免死的理由。相反，假如法律对这二位哪怕表现出一丁点的仁慈，人们都不会答应。

  贪官之死大快人心，这虽然有点“庸俗”，但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一种社会心态，一种真正的民意。同时这更是一种震慑，根除腐败不能依靠死刑，但根除腐败没有死刑的相助却万万不能。不能通过剥夺生命权来维护财产权，但如果法律的极限不对其生命造成威胁的话，任何形式的维护财产权都是空话。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极其充满争议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一件尤其充满争议的大功业，便是那场终其整个执政生涯的反贪风暴。

  对于历代开国帝王而言，反贪本不是个稀奇事。中国每个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基建国之后，都会把整肃吏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流传至今的业绩与美谈，也从来都不少。

  对这件事，朱元璋的认真程度，却堪称前无古人，甚至创下了各种中国历史之最：最严苛的量刑标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最残暴到酷烈的多种刑罚，从凌迟处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脚劳动改造，可谓耸人听闻。

  还有最早的“群众反贪运动”，平头百姓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大张旗鼓，把贪腐官员送到京城治罪。

  更有最长的持续时间和最彻底严格的查办：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发现一个就追查到底，冒头一个就抓一大批，闹出大案多起，数万官员落马，酷烈的反贪整肃，持续近三十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官员数目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规模惩贪行动，也是政治强人朱元璋，至今争议不断的事迹之一：褒奖者认为，这场运动惩治了腐败，弘扬了正义，纵然几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读来，也深感扬眉吐气。

  但贬低者同样大有人在，好些人认为，虽然惩贪没错，但手段太残暴，株连无辜也太多，矫枉却更过正。

  更有人言之凿凿认定：饶是朱元璋手段用尽，可后来的明王朝，却依旧贪腐腐败严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贪，其实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大程度上，来自早年悲苦的记忆：那个给予了成长苦难的元王朝，堪称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称帝后的多次回忆中所说：那时候的官员，只知道敲诈勒索，暴虐害民，从不知为民解忧。

  他自己的父母兄长，虽说是死于饥荒，但本该发下的救济粮，正是被贪官污吏们克扣。所以腐败，便是他的切齿仇敌。

  然而当朱元璋历经奋斗，终于君临天下后，却吃惊的发现：这个他切齿的仇敌，非但没有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体里迅猛扩散。

  明朝开国后的困难局面，众所周知的一条，便是“穷”：元朝的失败统治，经济崩溃，天灾频繁。外加元末十多年战乱破坏。到处都是焦土荒地，战前几万人的乡镇，经常战后就剩几百人。

  农民更大量逃亡，好多村庄空空荡荡，大明朝的所谓万里江山，其实建立在一片破砖烂瓦的废墟上。

  这样的烂摊子，想要稳定政权，甚至开创盛世。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几乎就是痴人说梦。但这时明朝面临的比“穷”更大的难题，却是“贪”。

  偏偏明朝开国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袭元制，各级官员，好多也都是元朝的旧臣，衙门里的小吏们，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条，搞起，从来轻车熟路。

  虽说朱元璋一心体恤民力，登基之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田赋定到最低，新垦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制度下的工匠们，更给改善生活，给予补贴。甚至连佃农的地位也提升，不再是地主家的奴才，真个是一心一意解放生产力。

  但随着腐败抬头，这样的好经，也就给念歪了。比如朝廷收税，地方官吏们便勾搭连环，各种加码，在浙江地区，老百姓除了交国家税赋外，各种摊派的附加税，就多达七八种，总数比朝廷规定的田赋，更多处一辈多。

  国家的公款税粮，更经常被人层层扒皮克扣，甚至老百姓明明交了税，还没送到京城，路上税粮就被各级官员分光，像颍州卫指挥使陈胜，一次性贪污卫所税粮，就多达三十八万石。

  发展到后来，风气就更恶劣。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们，和官府勾搭连环，做起事情来，更是横行霸道，各种颠倒黑白的事情遍上演了：像浙江的地主赵淑，凭着一张元朝过期的地契，花钱疏通了官府，便轻易霸占了大批粮田。

  好些原本有了土地，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的农民们，再次流离失所。苏州地区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被世豪大户们拖欠的税粮，竟多达七十五万石，后来被朝廷逼得急了，苏州知府陈应竟把这批地主欠的粮食，转给穷百姓买单，谁家要是交不上，就拿烧红的烙铁烫，人送绰号“陈烙铁”……

  地方腐败滋生，京城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六部的官员，好些平时就是混日子，听凭衙门小吏们糊弄，学起捞钱来，却一个赛一个快。竞相开发贪腐新花样：比如户部发行宝钞（纸币），每次都截留私分一百多万。

  刑部尚书开济，收了钱后竟能把死刑犯掉包，犯了死罪的人，硬让他给捞出来。兵部侍郎王志更有商业头脑，从提拔官员到追捕逃军，件件都能明码标价，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一次受贿就是二十二万。

  腐败如此横行，好不容易稳定的大明朝局，也又开始动荡不安。仅明朝立国头三年，各地军户逃亡就有四万多人。农民逃亡更是天文数字。然后湖北蕲州，罗县，外加四川广东，先后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农民起义。

  仅《明实录》统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一百多起。虽然阵仗没法和元末比，但照此状况下去，重演元末农民大起义，只能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如上状况，已足让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况，更让朱元璋怒极：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们，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竞相堕落加速度，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明朝开国的时候，为了表彰诸多功臣的贡献，开始大行封赏，从公爵到子爵，前后陆续封了一百多人，其中公爵便有二十五位。这些大功臣们，不但有丰厚爵位和肥沃良田，很多人位高权重，极其显赫嚣张。

  这样一来，贪腐风气的香风一熏，好些大功臣就飘飘然。眼看着刀枪入库，不但忙不迭地开始享受，办事也越发嚣张。比如名将凉国公蓝玉，从来喜欢霸占良田，而且还经常抢掠百姓为奴，民愤一直极大。

  永嘉候朱亮祖，驻兵广东的时候不但贪爆害民，更罗织罪名，将阻拦其违法的县令道同陷害致死。济宁侯顾时，每天除了喝得花天酒地，就是到处兼并土地，正当军务从来不管。剩下的好些功臣也更如此，从攀比享乐到抢男霸女，歪事办得一箩筐。

  要是这群人，都是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的土地主，危害也未必大，偏偏这群人除了有钱有爵位，手里更有兵有权，于是互相勾连，搞起腐败同盟，甚至走私不法，都成了家常便饭。

  比如丞相胡惟庸，连他家的家奴，都成天出去公开走私货物，沿途官吏谁敢阻拦，接着就是一顿暴打。

  如上严峻的事实，从明朝开国起，就不断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也终于因此下了决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要革这个“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贪！

  洪武二年（1367年）二月二十九日，朱元璋突然给群臣，发了一份奇特的诏书。

  “我当年还在民间的时候，经常看到元朝的官员欺辱百姓，敲诈勒索，现在想来，依然深恶痛绝啊。我希望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够严惩不贷。

  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奉公守法。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廉洁奉公，清白做人，那就像走在坦途大道上一样，但是，如果你们胆敢，那么就像走进荆棘密布之中，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是遍体鳞伤。”

  这份诏书，先追忆童年，再提要求，最后发警告。核心就是一件事：朝廷要反腐败了。

  后人说起之后的这场反贪风暴，批评非常多的一点就是：这场反贪运动，抓人很多，杀人不少，但是制度建设，却极其缺失。

  而如果仔细看史实，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朱元璋首先整顿的，不是贪官们，却恰是制度。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一个对症下药的举措，便是首先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也就是先抓教育。

  明初腐败滋生的一大原因，不是官员没道德，而是官员没能耐。各地的衙门小吏，全是贪腐老手。官员却是外面来的，到任后俩眼一抹黑，就算想卷起袖子反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而这样的一个问题，正是《授职到任须知》的编订原因：没能耐？那就要加强学习。这本册子上，详列了地方官员为官一地，必须要完成了三十一项工作，包括地方司法行政，税赋征收，乃至民生管理等各方面。

  尤其厉害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流水账，相反每一项工作要务中，还仔细罗列了其中应当注意的多种问题。比如征收税赋，不但要懂你在任的地方，有多少田亩，更要搞清楚其中军田，民田，官田各有多少，每一种赋税征收中，贪官污吏们可能会捞钱贪腐的手段有哪些。如此细致，堪称官场规则的百科全书。

  而这“百科全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给官员套紧箍咒。其中每一条工作内容，都是考核官员的硬标准。工作评定的时候，每个地方官都要参照此册子，一条一条对照评估，哪条不符合，就等着倒霉吧。

  而后朱元璋又编订《六部执掌》和《责任条例》，上级考核下级，全按照里面的规矩来。有章可循，犯法必究。

  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明王朝的官员考核模式，也逐步固定下来。首先是考满制度，也就是官员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为“满”，成绩好就能升官。

  这制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基本固定下来：京城六部五品以下官员的“考满”，本部官员负责写评语，然后监察御史审核，最后户部再审查。军中文职官员“考满”，监察御史负责，军职首领由布政司审核，按察司再审查。

  至于御史和布政司，则由皇帝亲自审核。就这样相互审查考核，各部门之间，也就互相制衡牵制。

  与“考满”制度相辅相成的，便是“考察”制度。“考满”抓的是官员任期满后的考核，“考察”则抓的是官员任职期间的工作评估。

  考核京官的叫“京察”，考核地方官的叫“外察”，同样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制度和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京官不定期考核，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联合考核，发现政绩不合格，就可立刻撤职，“考满”就没指望了。

  俩项考核模式的完善，也使朱元璋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全国官员的一举一动，便处在牢牢掌握下。这期间另一个制度修正，便是罢掉了元朝的御史台，建立了大明的都察院。

  虽说都是御史，但跟御史台比，都察院的话语权显然更大，可以巡视地方，考核官员，弹劾不法行为。

  这个改变，与明朝“考满”“考察”的变迁一脉相承。官小权大的御史们，便好似反腐的利器，割除腐败，十分方便有效。

  经过这一系列苦心积虑的经营，在修正了元朝体制漏洞后，朱元璋逐步建立一套监管严格，执行力强大的督查体制。举国官员，便已是案板上的鱼肉，一经发现不法，立刻就能拿下。

  在完善督查体制的同时，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朱元璋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机构精简。

  从这年开始，明朝各级衙门，官员大规模缩编，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原先全国四千四百九十三个官员，已经减到了五百五十一人，算上衙门里的吏，总共也就五六千。

  也几乎是在同时，一直加温的反腐行动，在洪武九年（1376年）正式爆发：空印案。

  空印案，号称“洪武四大案”之一。也是朱元璋时代诸多官场大案中，最先爆发的一个。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拉开反腐大风暴的整肃事件，却是彻底的冤案。牵涉其中的官员，非但没有所谓的贪腐分子，相反，却不乏以廉洁奉公著称的楷模人物。

  “空印案”的发生，起自明朝开国后一项财政制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户部汇报是年的财政账目。地方官的财务报表，必须要和户部审核的完全无误，这样才算过关。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事，但放在当时，却极其折腾人：明朝财务制度极严，户部和地方的财务报表，哪怕有一个地方核算的不对，就要重新造册申报。造册倒还好办，盖章却是难题。

  地方官造好图册，在地方上盖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对，一旦发现有错，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册后再盖章，然后再跑京城。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月里，这就是一场玩命折腾的折返跑。

  被折腾的久了，好些机灵的官员，也就想出了办法。公章当然不能带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预选盖好几个空白图册，带到京城备用。一旦发现有错，就可现场办公修改，十分方便容易。

  日久天长，这个好经验就推广开来，成了明朝财政工作里一个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而一直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末，朱元璋本人，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规则。

  几乎所有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往最大了说，也不过是钻规则空子。一没贪污二没腐败，顶多是个工作失误。而且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考核制度严格，但对工作失误，朱元璋一向还算宽容。

  但这次却真不同，朱元璋闻讯后竟然暴怒，立刻下令严查。很快查清来龙去脉，有个胆大的平民郑士利，一看要出大事，也壮着胆子上奏折，绕弯子赔小心说情，意思是官员也是为了干工作，您就网开一面吧。

  谁知这奏折送上去，本想着灭火，却更像火上浇油。朱元璋立刻火速出手：说好话的郑士利，被罚去做了苦力。而涉事的官员更惨：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衙门管理印章的官员，全部被处死刑。

  副手统统被杖责后充军。外加事件爆发后，上奏折说情讲好话的官员，以及涉案各省的按察司主官，也都统统论罪。整一年折腾下来，仅判死刑的官员就有数百，因为此事获罪的各级官吏，更多达数千人。

  特别冤枉的是，这件事牵涉进来的官员，贪官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好官。

  其中竟还有几位大明知名的廉政标兵：典型就是济宁知府方克勤，此人是明初著名的清官，治理济宁三年，把原本破败不堪的城市，变成欣欣向荣的乐土，素来是百姓称道的父母官。就因为负责管理印章，也惨遭无辜躺枪，结果被蒙冤杀害。遇难的时候，济宁百姓家家白衣素装，自发哀悼。

  而对这场冤案，工于心计的朱元璋，也并非不知实情。但以他自己的话说：“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执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

  他最愤怒的，不是这个工作方式问题，而是眼皮底下，被骗的好苦。借此大办一场，就是为了立威。

  威风立起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更成了雷霆风暴，从洪武九年（1376年）起，各地打击官场歪风的力度，一天比一天严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有官员落马。

  仅就这一年，按照御史韩宜可的奏报，在凤阳因为犯贪污罪被罚劳改的官员，数量就已经突破万人。

  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了第二年，连接各地的驿道上，挤满了流放充军的犯官，连朱元璋本人都承认：今年各地都缺官员，好不容易补充上一批，没多久又快全抓光了。

  大明王朝号称史上最严苛的法律，也以极强的执行力推广：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受贿一百二十贯就是充军。逮着的真贪官也格外多，仅中央官员，就有户部尚书赵逸和工部侍郎韩铎相继论死，地方上抓出来的贪官更是一大批，好些都是罪大恶极者：比如大名通判刘汝霖勒索百姓，被论罪处死，福建布政使陈泰下乡扰民，被抓到京城枭首示众。

  新科进士陈升等三人，去昆山水灾地区赈灾，跟当地士绅吃了顿饭，收了一千多贯钱的礼物，朱元璋二话不说，立刻派锦衣卫送来绳索，勒令三人自尽。临淮和嵩山俩县，当地官员接受贿赂，逼他人代服劳役，事发后朱元璋大手一挥：俩县所有官员，全部处死！

  轰轰烈烈的惩贪行动，就这样全国展开，当时各地的土地庙，都用来处决贪官。处决的方式，便是“扒皮塞草”，人杀了，然后剥皮塞草做成标本，摆在衙门里警戒后来者。

  持续的整肃风暴，在洪武九年的大案后，曾一度渐渐平静。到洪武十六年左右的时候，风声也渐渐松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设立三法司，更制定《府州县官为政八事》，作为地方官员行政准则。

  然而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月初九，吏部奏报官员考核结果，举国四千多官员，称职的只有四百三十九人，有贪腐行为的，竟还有一百七十多人。这个不太高的比例，却再次激起朱元璋的大怒。

  不久之后，他用一份新的昭告，再次公布了肃贪的决心：我执政已经十八年了，一心要任用贤才，开创盛世。然而各地的官员，大多都不称职，而且好多官员还内外勾结，贪腐害民，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不忧虑啊！

  比起诸多无辜官员躺枪的空印案，郭桓案倒不是太冤：这年三月，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污行为，朱元璋立刻重手追查，一番顺藤摸瓜，果然查出了大收获：郭桓一干人等，不但贪污粮食四千多万石，而且勾搭连环，涉及到了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

  而且郭桓本人还收受地方贿赂，协助当地地主逃避国家赋税，侵吞国家钱粮。没查几天，案子越查越大。

  但朱元璋是真不怕事情大，既然要查，那就往根子里刨。结果刨到最后，不但刨出了朝廷的大蛀虫，还挖出了地方腐败的潜规则：这帮人上下勾结，每年收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加征摊派勒索百姓，收钱的花样有十多种不说。

  事情清楚了，朱元璋处理也迅速：中央六部涉事的主犯，一律统统处死。礼部，兵部，工部，户部四个部的主犯，也就是郭桓，王志，麦至德，王惠迪四人，统统判了死刑，这样还不算，六部凡是涉及此事的办事官员，也一律统统处死。

  这堪称是大明官场有史以来最惊天的大地震：此时胡惟庸已伏法，宰相制度废除，六部便是明朝政府最高机关，如此一闹，高官几乎全杀光。

  各基层官员自然也无法幸免，从六部开始，各州府县乡一路查，查到谁办谁，就连地方上与之勾结的富户地主们，好些也都被治罪。

  如贵溪夏氏，苏州姚氏，这几个当地有名的豪强地主，统统被砍了头。前后算起来，整个案件中仅处死刑者，数目竟高达三万人。

  也因为这案子闹得动静太大，又发生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至于当地人人自危，好些富户更纷纷求告，一看杀得差不多了。

  朱元璋又用了一种特殊的办法结案：从头到尾审理此案，判决人犯上万的右审刑吴庸，也被朱元璋处死。罪名是株连太多，扰民过度。

  比起“立威”的“空印案”来，株连更多的郭桓案，也有着更深的意味：在郭桓案之前，明王朝虽然重手治贪，也惩办众多腐败分子，但都是冒出一个抓一个，而这一次，朱元璋的整肃，却指向了盘根错节的贪腐系统：江南豪强地主的威胁，一直令朱元璋头大，借这样一个案子，打压各地豪强，同时摧毁地方腐败的勾连系统，才是他要做的事。

  而在地主豪强的威风被灭掉后，虽说为了安抚人心，拿吴庸当了替罪羊。但与此同时，朱元璋的另一个行动，却轰轰烈烈展开：发动群众。

  这年十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的《御制大诰》全国颁发，这部法律典籍，用活灵活现的案例，解释了各类法律条文，更收录了自朱元璋登基之后，全国各地发生的种种贪腐案件。且文字以白话为主，通俗易懂。

  朱元璋下令，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们，都要人手一本《大诰》，不识字的，就要找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大家当场讲读学习。就连监狱里的犯人，谁读这个读的好，还能获得减刑。

  尤其厉害的是，只要老百姓发现官员贪腐，头顶这本宝典，就能把官员捆了送京城治罪。其中还真有这么干的：一个叫陈寿六的农民，绑了腐败分子到京城，得到全国通报表扬。

  而这件事情，也更折射了朱元璋如上折腾的终极目标：他不仅仅是因为痛恨腐败，更是要一心一意，建设一个他理想中的世界。

  于是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动作，伴随着贪腐风暴的进行，官员的威风，地主的威风，统统被扫下去了。然后规定官员不能轻易下乡，农村找德高望重的长者来管理。而且村村都要有老人走街串巷，每天传达朱元璋的指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明新农村。”

  而与全国上下学《大诰》热潮对应的，是更加猛烈的惩贪风暴，郭桓案后，在他执政生涯的最后十二年里，肃贪的力度，再也没有放松过，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是他反贪风暴的最高潮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官员不幸落马。

  而这时他的矛头，又借着蓝玉案的时机，对准了剩余的功臣宿将们，如傅友德等战功卓著的功臣们，其获罪身死的主要罪名，都离不开“贪污”二字。

  而持续的整肃，也成了官场的不二噩梦。如江西等地的地方官，在这十年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平安做到任期满的。按照许多野史的说法，他执政的最后十年，几乎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

  更邪乎的说法是，那时朱元璋每天，只要玉带在腰下面，就要多杀人，玉带在腰上面，还能少杀一点。虽说传言不足信。但真实的记录中：官员每天早晨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高兴多活一天。

  而在这种大清洗般的围剿下，贪官固然杀了不少，清官却也好多陪绑，除了空印案中的诸多冤魂外，户部尚书滕德懋，出名的清官廉吏，也因被告发卷入了贪腐案，被安了“盗用军粮十万石”的罪名含冤遇害。

  等着事情过去了，一次朱元璋去滕德懋家，竟发现滕家极度穷苦，然后剥开滕德懋的尸体，又发现他腹中只有野草，半颗粮食都没有，这才明白自己办错了案。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冤屈，除了株连过多，冤假错案难免外，却也由于晚年朱元璋偏激的性格：垂暮之年的他，性格也越发暴烈，特别是在太子朱标与妻子马皇后相继离世后，处理起类似案子来，更是从速从重。

  如此一来，好些人更视做官为畏途，好多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为了逃避做官，竟不让子女读书。好多官员为了能平安退休，放着官位不做，不惜装疯卖傻，只求朱元璋放自己回家养老。

  典型如御史袁凯，为了求退休装疯，为了装疯装得像，更当着朱元璋使者的面啃狗屎，一番卖力表演，终于换来告老还乡。按照《明史》的说法，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明朝宣德年间，很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官员，回忆起那场血雨腥风，依然连连后怕。

  朱元璋的反贪风暴，虽说有各种问题，也招来争论不断。但无论多少污点，却也难掩其骄人的成果。

  经过数场浩大的反腐风暴，元末贪腐的流毒，在大明王朝的国土上，终于开始艰难的刮除。

  以《二十四史札记》里的称赞，便是“整顿一代之作用”。在朱元璋执政的后半段，以《明史》里的说法，哪怕是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也不敢胡作非为。更涌现出了一批清官廉吏。

  而尤其影响最直接的，便是与反腐风暴同时铺展的，大明王朝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里，包括兴修水利，修筑驿站，乃至动用数十万人的洪武大移民。样样都是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工程。

  如此浩大的动用民力，却能稳妥完成，没有发生各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清明的吏治。明朝，在一片废墟的开国基础上，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缔造了富庶太平的洪武盛世。这场争议汹汹的惩贪风暴，实为重要强心针。

  读罢《学习读本》，近些年来，中国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要案被查处，众多高官纷纷落马，不管官员的权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如有腐败问题都严加惩处，一查到底，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敢于碰硬的勇气。但腐败现象还总是前腐后继，仍有滋生和蔓延的趋势，反腐难，倡廉更难。如何在本职工作中廉洁从政，重点是

  读书可以明志，志存高远而后能筑牢廉政之基。“昨日堂上吏，今日阶下囚;囹圄会晤多，只恨读书少。”贪官们在“忏悔录”中大多把不注重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作为个人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干部要有高素养，高素养来源于对典雅书籍的孜孜以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关键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袭，经得住市场经济浪潮的考验。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有“为党负责、为民尽责、自律守责”的精神，牢固树立“为官避事平生耻”的责任感，克服“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的不良作风，要扑身子下基层，更要带着感情和党委政府的关怀深入基层，深入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群众意见大、呼声大、怨气大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工作推不开、事情办不好的地方去打开局面，切实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矛盾在一线化解、稳定在一线巩固、作风在一线转变、率先转型跨越发展在一线体现，达到“排忧解难暖民心”的目的

  我们要分清正当欲望与失当欲望的界限，一个人如果纵容自觉的欲望最终必然会迷失本性而导致堕落。做为一名领导干部，不应该贪图个人的、非必要的物质享受。只有这样，党员干部才能面对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不因事难而怕为，不因事繁而不为，才能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敢于破解难题，做到工作要上去，干部要下去，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纪委向党的十八大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不断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充分认识成绩，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严惩腐败分子，有力遏制了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滋生蔓延的势头，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证了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保证;纯洁党的组织和队伍，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了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充分认识成绩，就是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凝聚成反对腐败的强大力量。

  充分认识成绩，坚定不移走******反腐倡廉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顾反腐倡廉历程，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走出了一条******反腐倡廉道路。这条道路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与中国反腐倡廉实践有机结合的伟大创举，是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充分认识成绩，我们更加坚信，******反腐倡廉道路是反腐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坚持这条道路不动摇，立足于中国实际，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完善******反腐倡廉道路内涵，及时应对和解决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充分认识成绩，进一步坚定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现在，社会上对反腐倡廉形势存在错误认识。有的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认为腐败是一种社会顽疾，无法根治，甚至有人认为腐败越反越多，从而悲观失望。我们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更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绩，要看到反腐败工作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只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够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昔、知来者。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信心、勇于进取、努力工作，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向前进，为圆满完成党的十八大各项战略决策部署作出更大贡献。

  翻阅时下报刊，一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而沦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在被审查期间往往不约而同地如此反思：本来是想做清官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了第一次贿赂后，也就放松了警惕，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显然，那些受党教育多年，身居显赫高位去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断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飘飘搪塞过关的。然而究其蜕化变质的轨迹，倒也确是由那第一次的思想松懈起步的。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内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常常因“一个不慎，满盘皆输”而泪涕横流，痛不欲生。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宋代哲学家王廷相讲过这样一个寓言：轿夫穿着新鞋进城，始而小心翼翼，生怕弄脏新鞋，后来一分心踩进水塘，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踩过去，再也无所顾忌了。轿夫行路有个警惕第一脚的问题，为官行政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有些领导干部上任伊始抱负尚存，口碑尚可，一旦下水湿了第一脚后，便“进臭久闻不知其臭”，甚至“破罐破摔”，在毁灭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此类教训举不胜举，是足以令每一个有职有权者惊醒的。

  谨防“湿第一脚”，除了各级干部从严自律，洁身自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全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震慑那些心存邪念和侥幸的意志薄弱者，使其“有此贼心，无此贼胆”；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绝大多数执掌权力者清正廉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而公平公正跟廉洁是有连带关系的。公平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非是指办事无私心，处理事件不偏心，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坚决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办事，不徇私舞弊，即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但是一个人必须要有廉洁，才会公平；反过来说，如果心存贪污，那什么公平都没有了。

  例如一个做官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廉洁不贪污，当然他处事就能够公平；要是换一个贪污的人，所谓“有钱得生，无钱得死”，那里会公平？说到贪污，其实并不是只有“吃钱”叫贪污，凭自己的感情用事，也是贪污；比方说：我有权力，对于跟我有感情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利用我的权力，随便给他好处；要是跟我没有感情或者我所讨厌的人，我就对他刻薄，吹毛求疵，应该给的也不给他；这虽然不是金钱的贪污，却是感情的贪污。一个廉洁的官员，必须摒除内外的污点，才能做到清清白白，公公正正。

  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办事，秉公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廉洁奉公最主要的收益就是赢得民心。民心不可违，百姓不可欺，不如此，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殷鉴。对于做官的人而言，廉洁奉公是为官之道中极其重要的谋略。

  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是对领导干部“讴颂清廉、鞭笞腐败”的基本要求。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做出表率，筑牢做人之基、用好为民之权、夯实堵风之墙、端正执政之风、常怀自律之心。

  筑牢做人之基，做以德养廉的表率。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是为政之本，做人之基。党员领导干部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人，必须先要堂堂正正做人。要认识到做人一世，做官一时。虽然好人不见得就是好官，但好官必须先是好人。有德无才会贻误事业，但有才无德却会毁掉事业。领导干部要讲道德、讲良心，以德感人，以德树威。要时刻分清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这些基本观念、原则，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优秀品质。要赋予“仁、义、礼、智、信”新的内涵，去其糟粕，扬其精华，把精华定位在“为民、务实、清廉”上。要讲“仁”和“义”，在自尊、自爱的基础上，常去爱别人、宽容人，以德施政，以海纳百川，有容则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怀，对人、对物、对己，赢得民众。要讲“礼”和“信”，接人待物以礼为先，以理为基，有礼有节，不唯利是图，不以利定取舍。要诚信，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言而有信，信而有行，行而有果，不两面三刀，阳逢阴违。要讲“智”，充分的发挥自身感召力，树立群众意识、团队意识，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把群众发展的心思、力量聚集起来，把促进发展的措施落实下去，形成众志成城，凝心聚力谋发展、快发展的局面。在讲道德、讲官德上明确做人、做官的方向，奠定廉政的基础。

  用好为民之权，做以身践廉的表率。权为民予，刃有双面。正确使用，可以谋利于民，谋富于国；反之，不但会害人害己，还会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领导干部应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责任意识，牢树位人微心系民富足，权重不移公仆心的奉献意识，把掌权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作为用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好权、服好务、办好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信号”。不要把追求政绩的出发点放在往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树碑，捞取政治资本，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搞造势一时的“政绩工程”，不搞不顾条件、不顾实际的“数字政绩”，这样的“政绩”越多，扰民越甚，害民越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责任比泰山更有重量，把“做官”作为更好地“做事”的途径，用官位来推动事业、实现理想。时刻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官”“做事”时刻情系群众，处处为民谋利，不把权力异化，不作为当爷、高高在上的资本，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要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正把权力用到关键处，用在为民谋利上，不用权力打造镣铐。

  夯实堵风之墙，做以防守廉的表率。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由于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了一些国家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行使中更多地参与调整干部、招商引资、深化改革、项目建设等涉及人、涉及钱的工作，就会有一些为己之利、心术不正之徒，一些为己谋利的“亲朋好友”，千方百计接近你、靠近你，搞“感情投资”，以想方设法投机取巧，谋取暴利，就会通过你的职权和官位影响办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时刻防止被诱惑、被同化，做到“见钱不贪婪”，耐得住清贫；见色不迷茫，守得住正气；讲义气要三思，把得住原则。要把好家庭关，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打自己的旗号办事、收礼，不干涉工作的决策，时刻保持良好的家风。要守好交友关，牢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认清拍马屁的人，目的是为了骑马，拍你的，就为了“骑”你的用意，不该交的人不交，不该近的人不近，不该听的阿谀奉承不听，守住清廉防线。要坚决反对夸夸其谈、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玩花样、出虚招，坚决克服官本位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集中精力抓大事、谋大事、做实事，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取信于民。要认识到你的强大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你站在了权力这个屋顶，在屋顶站的稳，就一定要保证支柱不被虫蛀，从而时刻给自己常敲警示钟、常打预防针，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从始至终保持清廉形象。

  端正执政之风，做以身倡廉的表率。人因寡欲常颜好，官因清廉梦亦闲。清风才能正行，做到反腐倡廉，就要从始至终保持良好的作风。要敢于唱廉政、颂廉政，勇于同不廉政的行为作斗争，扛起反腐倡廉的大旗。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牢记成由谦逊败由奢，耐得住清贫，要认识到高消费、大支出，势必引发贪公肥私，损人利己，不攀比“大腕”，不效仿“大款”，不利用公款挥霍，讲排场、比阔气，不追求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要以俭为本，以俭防奢，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品德。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要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摆花架子，不沽名钓誉，弄虚作假，要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觉悟，多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干群众所想所盼，树立以身倡廉的良好形象。

  常怀自律之心，坚持以慎促廉。物必自腐，而虫后生。抵御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必须筑起廉洁自律的防线。要常常自尊以慎独，处处自省以慎权，时时自警以慎微，刻刻自励以慎欲。要把管住自己，严守清廉作为一种情操，一种境界，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追求，作为基本操守，把组织监督、群众监督作为一种爱护、一种信任，虚心接受，以促进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让肠胃始终清廉；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要的不要，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玩的不玩，不用公款旅游，不深陷泥潭，以清风书廉曲，使自己成为一名素养高、能力强、作风硬、群众公认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