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8日，粟裕率领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游击总队到达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战斗序列。

  新四军由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其中叶飞闽东部队、黄道闽北部队均已到达岩寺，合编为第三支队。

  说到渊源，与游击总队最为接近的是三支队，但由于“南阳事变”（读者可自行百度）的心理阴影尚在，马上站在一条战线上协同作战，多少有些尴尬。

  最后的结果是，粟裕出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游击总队也编入第二支队，为第四团第三营。

  粟裕到达岩寺时，台儿庄大战已结束，徐州会战进入后期。日军正筹划南北合击，迂回包围徐州，于是驻守镇江、苏州、芜湖的野战主力师团被紧急调出。

  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牵制苏南敌军。从延安发来指示，要求新四军先派支队到溧水进行战略侦察，并强调“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的人一定要随行”。

  新四军军部接到指示后，按此标准点兵选将，到达皖南没几天的粟裕，被任命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越过日军公路封锁线，一路挺进苏南敌后。

  先遣支队共有400余人，人员配置极强。队员都是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的团以下干部。

  所辖的三个侦察连也是三个支队中战斗力最强、建制最齐的连队，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是从十年内战中摸爬滚打锻炼出来的英雄。

  但抗战毕竟不同于内战，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加上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时年30岁的粟裕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时刻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对敌情的警觉。

  半夜“折腾”大家，只因为粟裕一个直觉：苏南前线多为从上海、南京溃败下来的军队，很少有向日军方向迎过去的。

  而南岭距离日军控制的芜湖很近，逆着败兵前进的先遣支队，行踪非常有可能被狡猾的日军发现。

  粟裕对自己的直觉判断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说“可能”，但即使这种可能性只有0.001%，他也绝不允许它存在。

  四年前，也同样是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正是由于部队首长心存侥幸，在决策突围时一时心软，晚了一夜，才导致全军覆灭。这是血的教训，粟裕一刻也不敢忘记。

  拂晓时分，日军飞机飞过南岭上空，对支队原营区进行狂轰滥炸，但此时支队已转移到离南岭不远的山村。

  中国军队平时遭到日军暗算非常多，淞沪会战后期东北军在日军轰炸中吃了不少苦头。

  他们得知此事后对粟裕很佩服，说是新四军长官有先见之明，才会让日军飞机的轰炸落空。

  但遗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队才得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徐州也在这一天沦陷，因此未能遏制日军对徐州的攻势。

  先遣分队姗姗来迟，一方面是由于侦察隐蔽的需要，不得不夜行晓宿，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夜晚；

  另一方面受到苏皖边境友军的拖延。这些部队有自己的防区。如果他们不让新四军通过，你就只能绕开他们，白走一段冤枉路。。

  尽管先遣支队官兵有着丰富的三年游击战争经验，但突然之间，熟悉的山林不见了，到处是四通八达的平原和河道，想要找到隐蔽或居高临下的阵地并不容易。

  与“环境障碍”相对应的是语言障碍。新四军老战士大多数来源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苏南方言很多人听不懂，当地人也听不懂新四军官兵讲的话。

  粟裕派一名政工干部去拜访当地的士绅。士绅问你们是哪个部队？政工干部回答说：“我们是森西滚！”

  客观障碍的存在容易加深误解。先遣队刚到江南时，老百姓常常不肯借房子给他们住，官兵们就在村外或田间扎营。下雨时，他们在屋檐下过夜是常有的事。

  还有不少人拒绝向新四军提供食物。这时，新四军只能饿着肚子走路，运气好还能吃到些剩菜剩饭。粟裕自己也经常拿茶缸泡剩菜充饥。

  但所有困难加在一起，都不如一个困难深深困扰着粟裕——当地军民缺乏抗日决心。

  苏南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的发生地。战后，日军疯狂烧杀抢掠，只要看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就知道当地军民遭受了怎样的浩劫。

  日军烧杀的目的除了报复，还有恐吓，而这种恐吓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起到明显的威慑作用。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江南人民抗战情绪十分低落，更谈不上有什么抗战必胜的信心。

  无论先遣支队如何解释和动员，人们都会问：“既然你们说抗战必胜，敌人的力量在减弱，为什么国军要从徐州撤退？”

  还有人更是直接质问粟裕：“现在南京城里的鬼子不多了，你为啥不率部攻城呢？”

  各式各样的质问，讽刺意味十分明显，使先遣分队的宣传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看不出任何痕迹。

  江苏、安徽属顾祝同第三战区，集结有30个步兵师、旅。在这些部队中，新四军的装备能说是最差的。

  先遣分队优中选优，新四军三个支队中的好武器都给了它，但光是轻机枪加在一起就只有两挺，其余的枪都是老旧的步枪。

  就在先遣分队出发前，一位友军将领很不客气地对粟裕说：“你们军队纪律不错，当政治宣传队就好，要去东线打仗，那只好听下回分解了。”

  苏南人没有军人的那种鉴别力，但也见过世面。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中，包括罗卓英十八军、胡宗南第一军在内的“中央军精锐”在苏南地区与日军鏖战，最终败北。

  他们觉得，既然连这些装备精良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那么先遣支队这么少的人、这么差的枪，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一些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士绅出面劝说先遣支队：“明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

  过去的经验告诉粟裕，只要打胜仗、振奋士气，其他困难，无论是“环境壁垒”还是语言障碍，都会跟着时间慢慢解决。

  事实上，苏南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量不少。用老百姓的话说，自从日本鬼子来了，每天拉屎拉尿，一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江南xx游击纵队司令”。

  这些“司令”仅仅是乱世草头王。他们通常拦下一个关卡，征收“抗日税”。如果让他们真要和日军作战，谁也没这个勇气。

  在很多人看来，“江南游击司令”已经够失败的了，他们把粟裕和先遣支队视为同一类型。

  一听到先遣分队说要打仗，不少士绅和百姓连连摆手：“别在我们这打，你打败了还得连累我们。”

  或者嘲笑说：“你们只有这些枪，快走吧，鬼子快把你们包围了，你们赶紧穿便衣，不然跑不掉！”

  最亲切的语气是下面这句：“可怜新四军，没衣也没粮，竟还爱打仗。快快去道场，请人来超度。“

  粟裕爱打仗，却不需要别人提前为他超度。能为他和他的“穷新四军”正名的，无疑是战场上的出色表现。

  在新四军东进计划中，先遣支队除侦察外，还发挥了先锋作用，陈毅随后率一支队前往苏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溧水会师。这段时间，粟裕不仅向陈毅汇报侦察情况，还考虑首战怎么打、在哪里打。

  6月11日，第三战区司令员顾祝同突然向新四军下达命令，限定新四军在三天内赶赴京沪铁路附近，破坏敌人交通。顾祝同还强调，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将“严惩不贷”。

  三大战区多为杂牌军。正常的情况下，顾祝同不会这样板着脸下死命令。命令如此紧急，是因为前方主战场再次紧张起来：

  同一天，总部设在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回师江西包围安庆，比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维持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打响。

  顾祝同无法从正面发起进攻，只好让已深入敌后的新四军破路，以骚扰牵制华中地区的日军部队。

  根据新四军指示，粟裕率领先遣支队执行破路任务，陈毅从一支队挑选部分官兵组成一个连与先遣支队一起行动，这样粟裕指挥的连就有四个。

  京沪铁路离车站200多里。在时限三天的前提下，任务十分紧急，粟裕却似乎并不着急，他指定的行军路线与既定目的地不符。

  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觉。三年游击战争中，“敌进我进”战术让粟裕养成了固有的生存之道。如果他想向左前进，他必须先向右转，反之亦然。

  只有白天变成黑夜，你才能大显身手。天一黑，粟裕立即变道，率部直冲目的地。

  此时正是雨季，乌云低沉，雨滴密布，道路非常湿滑，但这些对于打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兵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

  部队行动很快，但第二天进入友军防区时，几经交涉均被拒绝同行，直到下午才被放行。

  那时候电台很贵，舍生忘死也不能丢掉一个电台。为了方便部队行动，粟裕干脆派了一个连护送电台回去，又带了三个连继续快速前进。

  1938年6月15日拂晓，先遣分队经过3个雨夜的连续急行军，终于到达句容至下蜀镇公路以东的徐家边。

  经侦察发现，下蜀镇有日军20余人，夜间转移到下蜀镇以西约两里的火车站，周围有壕沟、铁丝网等工事。

  因为要投入武汉会战和马上就要来临的惠广会战（又称广州会战），留在苏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交通线上还会有相隔五六十里的据点。

  在没有士兵的铁路线上破路，任务就算完成了，风险也降到了最低，但又有什么意义呢？鬼子甚至不觉得痒痒。这还能被称为骚扰和遏制吗？

  晚上10时，粟裕分散兵力，以一个连向下蜀车站方向警戒、掩护破路，其余部队全部投入破路行动。

  新四军没有破坏铁路的经验，只随身带了一些铁棍和木棍。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还是很难撬下铁轨。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找铁路附近的老百姓。一问，他才知道，破路是有诀窍的。再使劲撬也没用。最好的方法是移除道钉，然后移动轨道位置。

  眼看任务完成，粟裕命令警戒连向下蜀站之敌发起佯攻。在散发传单和标语后，粟裕组织部队迅速撤离。

  黎明前，先遣分队安全转移到下蜀西南的一个山头。在山上，粟裕可以观察铁路线时，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列车行驶在下蜀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中断数小时。

  下蜀镇在镇江属日军第三师团管辖。第三师团随后派出包括铁道兵部队在内的7卡车日本兵，铁路很快就修好了。

  先遣分队活动的山坡上有一个村庄，四周是茂密的竹林。全体官兵进村休整，准备撤离，但粟裕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

  侦察兵带回的情报显示，由于铁路被破坏，各据点的日军兵力相应增加，第三师团将于17日即次日实施“搜剿”。

  摆脱“搜剿”对粟裕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不是什么难题。他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

  给军部和三大战区的战报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是以打仗为己任的粟裕从未考虑过的。粟裕想，与其像过家家一样继续破路。不如玩得更大一些，比如尽情地打一场歼灭仗。

  到达苏南后，粟裕渴望一场战斗，改变当地军民低落的士气。侦察兵带来的另一个情报恰到好处。

  侦察员介绍，从镇江到句容的路上，交通运输相当繁忙，每天有五六十辆日军卡车经过，通行时间多在上午8点到9点、下午4点左右。

  粟裕青睐的地方叫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处，属于丘陵山区。南北有两座近百米高的连绵小山。公路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前面没有头，后面没有尾，蜿蜒曲折，夹在中间。

  粟裕仔仔细细地观察，山上树木虽稀疏，但有许多崎岖的山丘可作隐蔽伏击之用。从他多年游击战的经验和眼界看，这里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地形。

  前往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既能躲过日军的“搜剿”，又能打开江南抗战的局面。为什么不干呢？

  粟裕立即召集各连队干部到竹林开会。他对大家说：“按照日军车队活动规律，战斗可能在明天拂晓左右打响……”

  粟裕已经记不清打过多少次埋伏了，汽车也打过，但通常没有押运兵，只有司机。

  而第一次伏击日本军用汽车。对粟裕来说，他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电台损坏，向上级汇报作战计划已经来不及。

  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必须完全由他自己策划和指挥，当然他必须承担后果，不管是好是坏。

  在部署韦岗伏击战时，粟裕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把日军车队拦住，否则我们今后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大困难！”

  从第一支队抽调先遣分队的连长童炎生，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湘赣一带打游击，此前从未与粟裕谋面。

  但和许多新四军老战士一样，他对粟裕的敬仰由来已久。就在这次见面，他少见地和“粟司令”聊上天。

  “4年前，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我被任命为参谋长，但北上先遣队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被围困在怀玉山上……”

  回忆结束后，粟裕的声音转为激荡：“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组建了新的先遣队，胜利挺进苏南，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粟裕手执竹枝，目光停留在翠绿的竹叶上，低声吟唱方志敏在狱中留下的绝句：“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一个好的局面并不代表你可以打得很好。四年前，北上抗日先遣队之所以最终败亡，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在谭家桥伏击中被王耀武击败，从那时起，部队一路败退，一直到全军覆没。

  又到了打伏击战的时候，又是先遣支队离开江南后的第一部作品。对粟裕来说，它的规模可能不大，但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战斗中不能输，他只能赢。

  雨下得很大，每个人的头上都像蒙着一口大铁锅。到处漆黑一片，能见度极差，只能依稀看到一些树木、茅屋和土山，行军十分艰难。

  自奉命执行任务以来，先遣分队每天都泡在雨中。再加上破路时通宵辛劳，官兵们越来越累。患病人数增加到10多人，团队逐渐拉开距离。

  这当然不是好兆头，粟裕很快就意识到了。行程进行到一半时，他下令停止行军，重整旗鼓。

  粟裕从每个连队中挑选精干人员，也就是那些还有较多力气的官兵，组成了6个步枪班、1个机枪班、1个短枪班，全部配备了手榴弹。

  凌晨两点，编组的先遣分队分头出发。不参加战斗的人背着病号和行李，在预定地点集合待命，参战部队继续向韦岗挺进。

  到达距离韦岗约8里的一小芦苇处后，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了分配作战任务，对伏击战做最后一次准备。

  机枪班有两挺轻机枪，是先遣分队唯一的重火力。毫无疑问，机枪手将在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机枪手也被粟裕反复提醒：“一定要沉着冷静，打得准、打得狠，但不能浪费子弹！”

  先遣分队面临着“打车要打哪儿”等问题，还有“如何向鬼子喊话”等等，但最终的重点都在打车上。

  从粟裕到童炎生等连班指挥员都没有准备标准答案。他们临时开了个“诸葛亮会”，让战士们一起想办法。

  这个方法立刻遭到反对：“如果你只是杀了司机，那么再跑出一个会开车的活人把车开走呢……”

  1938年6月17日上午8时，粟裕远远地看到镇江方向开来一辆卡车。但由于部队刚到山下，尚未进入伏击阵地，只好让鱼儿溜走。

  8时10分，在粟裕的指挥下，先遣分队形成并占领公路两侧和山口南北两端的有利地形。粟裕自己带领一名机枪手在山口之间把守道路。

  机枪手原本把枪口对准句容，于是迅速转身迎敌。可因操之过急，他们都没有来得及想是先“打轮胎”还是“打司机”，一梭子机飞过，重重地打在卡车上。

  子弹既没有击中轮胎，也没有碰到任何人，但它穿透了汽车前部的气缸。日本司机像一条拿着棍子的疯狗，继续拼命向前行驶。

  粟裕事先安排好了手榴弹投掷手，可惜投掷手的技术普遍不搞，手榴弹扔到的地方离军车十几米远，根本炸不到汽车。

  支队追过去时，日军司机已弃车而逃。车上没什么好东西，只有满满一车邮件，但这么一打，让大家的信心都出来了。

  伏击圈位于两山洼地，没有村庄和村民。再加上雨雾天气，路上没有行人，枪声也不会传很远。

  行动前，粟裕最担心镇江、句容的日军闻讯后迅速赶来，向先遣支队发起进攻。现在看来，日军至少在极短的时间内很难做出反应。

  镇江是第三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粟裕判断，很可能有车队从镇江出来，也就是说，第二辆、第三辆货车会跟在第一辆被毁货车后面。

  粟裕立即穿过公路，爬上山坡，通过制高点监视公路上的敌情。他命令，在加强句容方向警戒的同时，主要火力全部瞄准镇江方向。

  果然，没过多久，第二辆车来了。这是一辆黑色轿车，一看就知道乘车的是军官。

  机枪手猛烈射击，轿车击中，起了火，司机受伤。车子先是撞上一块泥土，最后失控翻进公路西侧的一条水沟里。

  支队上前搜索，发现两名日军军官已中弹死在车底。粟裕也来到黑色包车旁接受检查，但就在他准备靠近车的那一刻，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险情出现了。

  千钧一发之际，周围官兵迅速举枪将这名日军军官击倒在地。致命的一枪来自粟裕身后的卫兵。

  不幸的是，由于场面过于慌乱，一名战士在混乱的射击中不慎被流弹击中，成为先遣分队在伏击中唯一的战死者。

  经笔者考证，本次伏击中，前面被击毙的两个鬼子，一个为驾驶员加藤悦郎伍长，一个为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经理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长）土井浩少佐。

  袭击粟裕的是全车队仅次于土井的军官--旅团经理部会计吉田茂中尉（新四军记为梅泽）。

  这辆轿车里有不少油水——除了在土井的手枪和军刀外，先遣分队还缴获了一个保险箱，里面有7000元日本纸币。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仅仅5分钟后，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卡车陆续驶来，载着约30名日军士兵。

  粟裕明显捞了条大鱼，当天情况是，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经理部长土井浩少佐带着会计吉田茂从镇江兵站领了全旅团一个月的军饷和相关物资。

  随后，土井和梅泽在30名日军护送下，乘轿车返回句容旅团部，由于山路难走，轻便轿车很快和后面护送的军车拉开了距离，没想到正好进入了粟裕的埋伏圈。

  打掉轿车后，官兵们的战斗情绪明显高涨，机枪手也能从容地瞄准轮胎开火，把轮胎打得满眼都是洞。

  在先遣分队的猛烈射击下，山谷里硝烟弥漫，第三辆、第四辆车相继被击中，一辆停在了山路中间；另一个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当他们听到枪声时，除了司机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跳到卡车下面而不会被枪炮杀死。因此，这两辆卡车的日本兵不能立即全军覆没。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第五辆车上。三辆车都靠得很近，第五辆车的司机发现不对劲，在路口以北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这个地方不在机枪的射程之内，火力够不着。车上的日本兵立即跳下车，潜伏在道路两旁的草丛中，与先遣分队展开对射。

  被伏击的日军车队，隶属兵站汽车部队（日方史料称为内山部队）。虽然长期从事后勤工作，可官兵军事素养高，射击技能非常强悍。

  另一方面，虽然先遣分队是从新四军选拔出来的精兵，如童炎生等老战士也是正规战出身的，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使他们或多或少地生疏了正规战的技巧

  本来就有点生疏，又来不及到皖南整训，火速投入实战，顿时陷入手榴弹投不远、步枪射不准的窘境。情况非常危急。

  参加伏击战的童炎生等人，战后都对粟裕敬佩有加。这种感受不仅是最初的敬佩，而是真正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敬佩。

  日军一下子就被打败了，无力发动反击，只好把几个伤兵的尸体拖进车里，然后仓皇逃窜。

  粟裕原本在路口布置了穿便衣的短枪班，但短枪班使用的是老掉牙的驳壳枪，射击距离有限，没办法阻止日军撤退。

  与此同时，对日军第三辆、第四辆车的围攻也接近尾声。只是这些鬼子会游泳，没有受伤的他们大多借助公路旁的沟渠逃走了。

  只有几个受伤不死的家伙还在战场上挣扎。他们从草丛中跳出来，狂叫着，歇斯底里地冲向手持刺刀的新四军官兵。

  战斗太紧张了。虽然“怎么向鬼子喊话”解决了，日语口号也练了好几遍，但从头到尾都没人记得喊过。

  现在看这架势，似乎再也用不着喊了。即使那些鬼子兵能理解，你的好意也会被当作驴子的肝和肺。

  清查战果，击毁汽车4辆，击毙鬼子13名，伤者被日军抢走，共伤亡20余人。此外，还缴获了10多支38式步枪。我军除被误杀一人外，还有数人受伤。

  卡车上装载着食物、衣服和其他军用物资。由于人手不足，伤员要抬，只能拉走一部分，其他人随车辆一起烧毁。

  伏击前后约半小时后，粟裕估计镇江之敌应该是得到了此战的消息，增援的速度会很快，于是匆匆打扫完战场后，下令迅速撤离。

  半小时后，驻守镇江的第三师团增援部队赶到，共计17辆运兵车和1辆装甲车抵达韦岗，但现场除了汽车残骸外空无一人。

  1938年6月18日，第三师团再次“搜查”韦岗地区，韦岗房屋几乎全部被烧毁，不少当地群众被枪杀。

  同日，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接到第三师团报告：“一支人数不详的中国军队伏击了镇江至句容的车队。”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立即派出3架飞机到韦岗进行低空盘旋搜索，自然一无所获。

  听说新四军毁车打死日本兵，看到缴获的武器，宝埝人欢欣鼓舞，纷纷出来迎接这支凯旋之师。

  童炎生说，进入苏南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热闹的场景。韦岗一战，新四军在当地的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

  南京沦陷以来，苏南人民已经半年多没看到一支像样的中国军队，更加不用说打胜仗了。

  在苏南各地，三五个日本兵，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士兵，也能在离据点十里以外的村庄里胡作非为。老百姓没有反抗能力，不敢声张。

  粟裕为自己、为先遣支队、为新四军开了个好头。韦岗战斗的意义和价值自然非破路可比。

  陈毅得知后高兴地说：“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他擅长写诗，随即吟诗庆贺：“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从新四军军部到三战区，级级上报，国民政府军委会给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令:“所属粟部，殊堪嘉赏。”

  1938年6月中旬，第二支队从皖南出发，到达南京至芜湖铁路以东。经新四军军部指定，第二支队主力由粟裕指挥，完成了先遣任务的粟裕重回二支队。

  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向挺进苏南敌后的部队发出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游击战争的形式配合武汉会战。

  这个指示的前提是新四军能够在苏南打游击并取得胜利，但实际上，能不能，谁也没有把握。

  被伏击的不是正规野战部队，而是后勤兵，打他们都这么辛苦，更加不用说第三师团这样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部队了。

  而且，江南地区交通相对发达、人口稠密、丘陵平原无险可守，与山区游击战争的特点完全不符。

  哪知道真的到了茅山，才发现山上不仅没有树木花草，连茅草也少得可怜，藏不住一匹马，更也藏不住一支大军。这一幕一度让陈毅大失所望。

  陈毅、粟裕都看到了这一优势，即“华中派遣军”的兵力集中在武汉、广州，即使在韦岗吃了点亏，但仍轻视新四军。

  打游击的最佳时机是对方鄙视你的时候。此时，他无比骄傲，疏忽大意，毫无防备。如果他不趁机占便宜，那就不是他的错，而是你的错。

  他对韦岗伏击进行了“复盘”，从地形选择和火力配置、手榴弹投掷量要提前多少米等十个方面做了细节分析。

  1938年7月，第二支队在粟裕指挥下，伏击当涂、芜湖间火车，战果再获成功：击毁日军军车1辆，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穷人要学做主人，日子要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新四军如果一开始就和日军打运动战，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打垮，日子会慢慢的不好过。

  就这样，第二支队反复“蹭”日军的便宜，他们常常打胜仗。当然，这样的胜利规模很小，真的是那种杀个鬼子或者缴1支三八大盖的那种。

  “小胜”慢慢的变多，直到两个月后，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在金坛成功俘虏第一个日本兵——香河正男。

  1939年元旦，军第三战区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顾祝同的嫡系冷欣，邀请粟裕到他躲在溧阳乡下的所谓纵队司令部做客，还要进行阅兵式。

  在冷欣想来，有你们新四军挡在南京到镇江一线，挡在溧阳到武进一线，怕什么！此时不压你新四军一头，更待何时！

  粟裕呢，因为常和冷欣打交道，常送一点缴获的日本军刀、手枪、黄呢子大衣、军靴给冷欣。冷欣表面上表示感谢，其实也憋气得很。

  这次邀请粟裕共度新春，因为他那部队拣到了一名因病掉队的日军军官，想藉此炫耀一下。

  冷欣的宴会开始，居然让日军俘虏入坐，并且一一介绍：“这位是×师师长。”日军俘虏兵端坐不动，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位将军。

  等到冷欣介绍：“这位是新四军二支队的粟司令！”那个日军俘虏“啪”地一下站起来，一摸头上没有军帽，立即立正，向粟裕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日军俘虏满不在乎地说：“大日本皇军尊敬贵国勇敢的军人，新四军能打仗，粟司令是能打仗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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